我们距科学文化社会有多远

  公众知道的科学知识越多越相信科学？这是一个看似不难回答的是非选择题。然而，在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鲍威尔的科学文化调查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却折射出科学在不同社会的发展进程与途径。

  几年前在欧盟的资助下，马丁鲍威尔进行了科学文化指标建构和有效性的实验性调查。他的调查最有意义的是首次对两个不同的社会进行了对比研究。

  马丁鲍威尔的调查，在欧盟与印度发放了共5万多个有效样本。其结果为，对“公众知道的科学知识越多越相信科学？”的设问，这两个不同的社会，给出了完全相反的回答。

  马丁鲍威尔的科学文化社会调查内容，总结起来有4个要点：公众知道的科学知识有多少；是否持续对科技感兴趣；公众对科学理性怀疑的指数；参与的能力与欲望。

  在理性怀疑指数的调查中，鲍威尔发现，在欧盟的调查对象中，科学知识了解得越多的人，对科学越持有怀疑态度；而印度恰恰相反，在印度公众中，掌握科学知识越多的人就越坚信科学。

  “马丁鲍威尔经常到中国来访问，我和他多次就科学文化传播问题进行交流。”我国科学传播学者、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李大光说，“他的实验虽然没有在中国进行，但其耐人寻味的调查的最终结果，值得中国学者深思。”

  “现代科学起源于欧洲，几百年间，欧洲现代文化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一系列反思、讨论与争议的思潮中成长起来，现代科学的成长也不断地经历着反思、讨论与争议。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理性怀疑精神的科学意识，成为公民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

  印度则不同，“对印度来说，科学是外来文化，在其社会中占主流的是本土宗教文化”。

  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所谓科学文化社会，最重要的衡量指标是，大众文化中所包含科学要素有多少。

  “从这个意义上看，印度是中国的一面镜子。”李大光说，“在我们的本土大众文化中，科学要素几乎为零，对我们来说，构建科学文化社会，也不是仅仅靠知识的普及就能轻松实现的。”

  李大光从上世纪90年代起负责我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的核心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近些年在中科院研究生院进行科学传播的理论研究与教学。

  在他看来，我国公众在一些“科学事件”面前表现出的盲动行为，比如2003年SARS事件中的板蓝根风波，2010年福岛危机中的抢盐风潮等等其背后深层原因之一，就是理性怀疑精神的缺失在有些事情上，公众盲目地坚信，而在另一些事物上则盲目否定。

  “尽管我们从来就没正规地进行公众对科学理性怀疑指数的调查，但这样的事例却不断地提醒我们注意。”

  长期从事科学传播实践与理论工作，李大光接触过很多地方上的科技官员，有一个经历让他印象非常深刻。一次，当他对一位官员解释说，发展科技不能盲目，科学是一把双刃剑，能带来好的结果，也可能带来灾难时，这位官员当即用不可思议的惊异眼光注视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说科学呢，科学怎么会不好！亏你还是中科院的教授！”

  “这种对科学的非理性态度，在我国公众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李大光说，“以往咱们进行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时，片面地强调了知识的普及，而对持续兴趣、理性怀疑精神、参与的能力与欲望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以这三个指标衡量，我们距科学文化社会更是相当遥远。”不久前李大光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公众表示有意愿参与科学决策，“而问题是，他们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如今，李大光在课堂上组织学生模拟欧洲科学共识会议，对科学问题展开讨论。共识会议，是西方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一个重要手段。上世纪60年代产生于美国，目前在丹麦等国已形成一种制度。

  共识会议在形式上借鉴了西方的司法制度，在科学议题的决策中给了公众应有的参与权利。“它解决了科学事务由谁来决定的问题。”李大光解释说，“由科学家？科学是科学家的饭碗，单纯由科学家进行科学事务的决策，不可能公正、客观。”

  在共识会议上，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公众组成一个类似陪审团的小组，在会议上听取不同意见的科学家对科学问题的阐述与辩论，最终由陪审团作出决策。

  目前在很多欧洲国家，共识会议并没形成国家制度，但很多国家的NGO组织，会就重大科学事务组织民间共识会议，并将会议结果提交科学决策部门，以供其进行决策参考。

  “科学文化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一种平衡的力量，这是一种理性的平衡。”而在李大光看来，这种平衡在我国远未建立起来。

  “我国的公众没有参与科学的渠道，也没有对科学持续了解的机会，进而影响参与科学的能力。”

  从科学文化社会的四个衡量指标看，李大光认为，其间是相互关联的。只有掌握一定的知识，并持续对科学感兴趣，有参与的能力与欲望，才可能形成理性的科学意识。

  从上世纪90年代起，英、法等国盛行“科学咖啡馆”，如今全世界共有400多个。在科学咖啡馆定期组织科学与公众的交流活动，为公众提供一个持续了解“科学家在做什么”的稳定机会。

  这样的科学咖啡馆，目前在整个亚洲，只有日本开办起来，前些年在我国有所尝试，但从这两年的情形看，尝试并没取得成功。

  “我国公众持续了解科学的渠道非常有限。”李大光说，“我们的科技新闻只报道国家层面、无可争议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几乎从不涉及科学的曲折进程、争议等内容。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科学意识很难形成公民意识的组成部分。”

  不久前，提出促进文化繁荣的命题，很多科学界人士对科学在文化中的缺席表示出忧虑，在采访中，李大光对此也提出了疑问：“和印度一样，我们的本土文化、大众文化中包含的科学要素非常有限，如果在推进文化建设的同时，没有突出科学的命题，我们会不会离科学文化社会越来越远呢？”

  目前，李大光正研究、设计一套新的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体系，他力图在这套新的体系中，强化公众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的调查与研究，以期通过新的调查，找到缩短与科学文化社会的差距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