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毒气战：人类历史的耻辱一页

  有人说，人类是世界上对待同类最残忍的生物。此言虽然过于偏激，但用来描述侵华日军则十分恰当。二战期间，日本是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在战场上大量使用毒气弹的国家之一，对中国军队官兵和非武装平民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毒气战，造成了无数生命悲剧。战争结束时，日军还在中国秘密地遗弃了大量未使用过的毒气弹，留下巨大隐患。

  这是全人类历史中的耻辱一页，写满了黑暗和罪恶。直到今天，日本政府都没有对其罪行进行公开道歉，清除遗留在中国的毒气弹的承诺兑现遥遥无期。我们铭记这份滔天罪恶，回望历史创痕，永远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珍爱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尊崇为保卫家国英勇牺牲的革命英烈，努力让黑暗永不袭扰人间——

  穿着防毒服、披着伪装，准备化学战的侵华日军士兵（图片来自：抗日战争纪念网）

  毒气战，又称化学战，是指在战场上使用具有毒性的化学物质作为武器消灭对方。该类武器与核武器、生物武器同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因杀伤威力大、影响范围广、遗留问题难以解决，受到攻击的目标极端痛苦，即使不立即死去，也会留下终身的疾病，毒气战臭名昭著，为全人类所。世界公认的第一次大规模毒气战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当时的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犹太人）担任化学兵工厂厂长，负责研制、生产氯气、芥子气等毒气，并将其使用于战争之中。1915年4月22日，德国在比利时的伊珀尔战线km正面上，向对方连续施放18万公斤氯气，造成1.5万人中毒，5000人死亡。

  1944年桂林会战中，中国军人躲避的山洞受到日军毒气攻击。隐蔽在山洞中的中国军人遭到日军化学武器攻击而死亡，皮肤变黑是中毒的症状（图片来自：抗日战争纪念网）

  1941年宜昌作战中受到日军糜烂性毒气伤害的中国军人（图片来自：抗日战争纪念网）

  毒气弹杀伤力的巨大，令首次使用它的德军都始料未及。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几十架德军飞机蜂拥而至，在空旷地带上空投下无数炸弹，炸弹坠地后，并没有发出巨大声响，而是腾起无数黄绿色烟雾向四周弥漫，英法联军士兵吸入烟雾后，很快喉咙肿痛、呼吸窒息，紧接着口角出血、四肢抽搐倒地而亡。此时，位于西北高地的德军大炮也不停地向该地带倾泻毒气炮弹，很快英法联军士兵大量阵亡，其余大部分也丧失战斗能力，阵地防线被德军轻松占领……

  这份“辉煌战果”很快扬名世界，不仅同盟国加大了使用频率，协约国阵营也强化研发使用力度。世界开始了毒气弹升级竞赛，芥子气、光气等新型毒气不断被运用到战场上。

  一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签订了《日内瓦议定书》等国际公法，明令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以及类似的液体、物质或器件，各缔约国同意将这项禁令扩大到禁止使用细菌作战方法。但部分国家屡次践踏国际公法，日本堪称其中之最——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者不仅在战场上大规模使用毒气武器，还建立细菌部队，建造细菌工厂，拿中国平民和战俘做细菌试验，将和残忍发挥到极致。

  即使到了1950年代，在战场上使用毒气的案例仍屡见不鲜。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公然违反国际公约，使用细菌武器和毒气；1960年代，美军在越南战争中也使用了毒性武器，其造成的影响到今天都没有消除。

  曾经用毒气给他国造成巨大伤害的日本人，在1995年发生“东京奥姆真理教毒气杀人事件”中感受到了切身痛楚。1995年3月20日早班高峰期，奥姆真理教在靠近东京政府单位的3条地铁线班列车上，扎破了数个装有“沙林”毒气的塑料袋，造成12人死亡、5510人以上受伤。这一事件导致“毒气”一词在日本乃至国际社会成为恐怖的代名词。

  其实，绝大多数国家早就认识到化学武器的危害性。从1980年开始，国际社会就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开始了讨论，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中设立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特别委员会。1993年1月13日，130多个国家签订《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简称《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其是第一个全面禁止，且彻底销毁一整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具有严格核查机制的国际军控条约，对维护世界和平、国际安全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这份于1997年4月29日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如今已经有190多个缔约国，相比它那些被肆意违反的“前辈”，除缔约国创新高外，还引入对化学武器的核查制度和对化学制品流通的监督制度，并包含对被遗弃的在以往的战争期间未使用的化学武器的处理和销毁原则，成为毒气战问世以来约束力最强、细则最为完善、覆盖范围最广的专项法则。

  不得不提的是，虽然《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对维护世界和平、国际安全具备极其重大意义，但美国及其盟友（包括日本）常常以一些国家拥有化学武器为口实扩大在相关地区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是在2003年，美、英等国以伊拉克拥有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并暗中支持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其发起进攻。

  直到战争结束，美国及其盟友（日本也去参加了）没有在伊拉克找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样讽刺曾在联合国安理会展示所谓大规模杀伤武器证据的美前国务卿鲍威尔：“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活体解剖、人血与马血互换、婴儿病菌试验、人畜杂交……这些闻之惊心、听之胆颤的各种惨无人道的试验，都是出自侵华日军之手。

  纵观世界文明史，再难找到如同侵华日军一般残忍的暴行，其对生化武器的使用更是贯穿了整个战争过程。日本战败时大范围销毁其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证据，意图掩埋肮脏历史，随着时下人们不断挖掘，其滔天罪行接连浮出水面。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开启了全面抗战，日军在战场上大规模进行国际公约禁止的毒气战。当年8月8～26日，在昌平周边居庸关的南口一带，中日双方爆发了华北战场上的首次正面作战，双方参战兵力超过13万人，日军动用飞机、坦克、战车等一切毒辣手段，在全线多次使用毒气弹，致使中国军人大量伤亡。

  虽然中国军人浴血奋战，严重挫伤了日寇，使“三月亡华”的神话破灭，但对日军毒气等手段的应对不足和武器装备的巨大差距，使我方伤亡远大于日方，最终无奈撤退。

  在侵华日军大规模展开毒气战杀害中国军民的过程中，“731部队”是一个绕不过的刻满罪恶与耻辱的名字。

  731部队全称是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对外称石井部队或加茂部队。其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在当时的傀儡政权“满洲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区建立基地，是日本法西斯阴谋发动细菌战进行种族灭绝的主要力量，灭绝人性地使用活体中国人、朝鲜人、联军战俘进行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的效果试验。

  在集中营、占领区、战俘营，731部队犯下了大屠杀、变态的奸淫、毒气试验、细菌试验和性试验等无数惨绝人寰的兽行，致使无数生命惨遭杀戮。

  2019年9月3日，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展示《迫击第五大队毒气战有关的资料》书中的部分内容（图片来自：新华社）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展示《迫击第五大队毒气战有关的资料》一书（图片来自：新华社）

  为了研究病菌对胎儿的影响，日军让女人怀孕后感染病菌，待胎儿成形后进行活体解剖，观察胎儿的状态；为了观察人被解剖时的状态，日军把中国住民抓来，称其为“圆木”(丸太），在完全不进行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活体解剖，场景极端惨烈；他们还把活人四肢砍下来互换、把中国人塞进装甲车用火焰喷射器烘烤、把病菌强制注入活人体内……然而，在侵华日军诸多臭名昭著的生化部队中，731部队只是其中之一。

  731部队下属的关东军659部队、设于齐齐哈尔的516部队、本部设于长春的关东军100部队、本部设在北京的北支甲1855部队、本部设于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本部设于广州的波字8604部队……日军将生化部队部署在中国的各个重要城市，逐步扩大规模以满足生化作战的需要。

  其中516部队是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重要实施者，其建设的大型地下仓库，贮藏着超过20万发各类毒气弹。由516部队生产的毒气制品有芥子气

  （黄色1号）、路易氏气（黄色2号）、氰酸（茶色毒气）、碳酰氯肟（青色毒气）、联苯氰基胂（赤色毒气）等，除直接做成毒气弹外，还把毒气装进迫击炮弹内。

  从淞沪会战到武汉会战，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作战越来越猖獗，瓦斯部队成为常设兵种，毒气则是必备装备。据了解，侵华日军曾生产746万发毒气弹，几乎研制和装备了世界各国装备的所有种类的毒气。与之相反，中国军队却没有毒气武器，甚至连防毒面具等器材都很缺乏，导致中国军民在日军化学战攻击下损失惨重。

  1940年8～12月，在八路军发起的“百团大战”中，侵华日军曾施放11次生化毒气，使接近2万名官兵中毒。同年8月，在山东峄县朱沟战斗中，日军使用“窒息性”和“刺激性”为装料的毒气弹，使350余名中国官兵及许多村民中毒身亡。1941年10月中旬，在湖北的宜昌战斗中，日军除使用毒气炮弹外，还使用飞机投放毒剂炸弹，造成1600人中毒，其中600人死亡。

  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真正在战场上长期、有组织、大规模违反国际法进行毒气战的国家只有日本，给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带来了深刻与长远的痛苦，野蛮兽行让所有正义之人侧目和鄙夷，堪称突破了人类堕落的最底线。

  日本不二出版社和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双方代表共同展示捐赠证书（图片来自：新华社）

  有资料称，日军战败撤退后在中国至少遗留了200万发毒气弹，对中国民众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2003年8月4日凌晨4时，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生了侵华日军遗留的化学毒剂泄漏事件，造成36人伤亡。

  时至今日，无数被日本侵略者用毒气和各种残忍手段迫害至死的魂灵，从未得到应有的赔偿和道歉。

  战争年代，侵华日军就千方百计掩盖毒气战真相，对化学武器的研究、生产、试验、部署、使用以及相关文件资料等都按机密程序运作，对一切使用化学武器的手段，都采取不承认主义，秘密使用并极力销毁罪证。战争结束时，侵华日军将没有来得及用完的化学武器进行掩埋、倾入江河，文件资料全部销毁，还专门下达文件，指示在毒气战上统一口径。另有部分战犯和文件资料被利欲熏心的美国人运回国内，只有少数资料散落在民间。

  今天的日本政府，对本国历史罪状的回溯充满了推诿与谎言，除其本身存在的民族劣根性外，与其在战败时与美国达成秘密交易、受到包庇也有很大关系。

  即便困难重重，仍有诸多正义之士传承接力挖掘有力证据，为重现历史的真相贡献力量，南口战役纪念馆馆长杨国庆先生就是这里面的一位代表。

  2005年8月，酷爱登山运动的杨国庆在与朋友攀登一处野长城时，发现了位于北京昌平南口的战役遗址，出于强烈的国家荣誉感和使命责任感，四处寻访周边老百姓，几乎爬遍了附近的山脊，查找当时的许多史料，终于让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第一场却被世人遗忘的大型战役重现天日。

  17年来，杨国庆在南口战役战场上搜集到枪弹头、炮弹、手榴弹、钢盔、防毒面具、日军身份牌等3000余件遗物，证明了当时战争的惨烈，尤其是发现的防毒器材，成为日军在南口战役中多次使用毒气弹的有力佐证。

  需要注意的是，许多专家都认为日军是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淞沪战役中首次使用大规模毒气武器，南口战役则是同年8月8日就已打响，比前者早了5天。这说明侵华日军对中国军民采取毒气战早已预谋、早有计划、早已经做了准备，彰显了日本法西斯从战争开始前就泯灭了人性与良知。

  南口最终失守，却赢得了很高评价。当年的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刊发短评，盛赞“将士的忠勇，不管在敌人炽烈的炮火和大规模使用毒气的进攻底下，他们名副其实的战斗到最后一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武月星认为，南口战役创造了“抗日战争中第一次大规模的阵地战”“中央军第一次与日军精锐部队正面交锋”“日军第一次在中国战场受到挫败”“北京第一次大规模抗击日军”，打破了日本不可战胜的神话，意义重大。

  囿于日本政府蛮横无理的态度和别有用心者的刻意阻挠，探寻历史真相的过程一直困难重重。在最艰难处，总有人甘愿背负重任，奋力前行。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因20多年来锲而不舍起诉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期间使用细菌战，受到全世界的尊重。1998年2月16日，王选在东京的法庭发出了最强音：“我们以日本政府为本诉讼的被告，要求日本政府作为日本国家的责任者，正式承认日军细菌战的历史事实，向中国人民谢罪，并对这一战争犯罪造成的损害承担战争赔偿相应的责任……”

  2002年，王选荣获“CCTV感动中国2002年度人物”。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曾评价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正义利剑终能戳穿弥天谎言，坚毅和执著必将迎来公道！这些为维护人类最本质的真诚美好的奔走与疾呼，无论中外，都值得感动！

  2019年，日本新闻媒体报道，日本现代史研究者松野诚发现了一批侵华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的《战斗详报》，表示这是首次发现由日军毒气部队自己详细记录的毒气使用情况报告。报告数据显示，日本陆军毒气部队曾在中国北方地区使用过让人体皮肤和粘膜溃烂的“糜烂剂”、强烈刺激呼吸器官的“喷嚏剂”等毒气弹，是一份如山铁证。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相信随更多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开展毒气战的史料被发现，历史会做出它公正的裁决。这样一个世界从未真正和平，我们永不忘记昔日的罪恶和今人的努力，永远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而奋斗，向更美好的未来大步前行。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