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春水向东流

  2007年1月12日～13日，第五次科学文化与科学传播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回顾了2002年第一次科学文化研讨会以来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演变，并结合近年来一些重大的公众科学事件，对有关科学文化与科学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于科学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的问题，在此次会议上及会后，学者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涉及到另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学者们同意，这不是一个能够最终靠历史考证予以证明的事实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定义科学的修辞问题。

  多数与会学者主张应该从“宽”定义科学。正如文化本质上是多元的，科学也是多元的。科学是人类与外界打交道的系统求取知识的方式。在人类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文化背景、地理环境、社会因素等等不同条件的影响，科学所显现的形态各有不同。如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古代科学是经验形态的；而古希腊的科学则是高度理性化、数学化的；中国古代的科学深受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对于复杂现象、生命活动有很深入和敏锐的体认。

  不仅从历史上看科学是多元的，而且在当代科学内部科学也同样是多元的。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中不仅有数理和实验相结合的实验科学传统，还有博物学传统。当代科学中复杂性科学研究范式的崛起，以及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科学观的冲击，也都在给科学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

  在科学文化研究的诸学科发展过程中，科学定义有一个从宽泛到逐渐收窄再到更加宽泛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与科学主义、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在科学文化研究中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是一致的。随着科学哲学的发展，人们慢慢地认识到，并不存在一套单一的“科学”办法能够将科学与其他活动截然分开，也不存在逻辑经验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科学不是一个本质主义的自然种类，不过是一些相似的实践活动而已。

  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实践哲学都强调，科学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特定历史背景和文化的产物，是地方性的知识，科学与权力的运作不可分割。科学不再是一个诸文化领域必须效仿的典范，而是众多彼此影响的文化领域中的一分子。因此，不再需要假想一种唯一的科学模式，而是需要具体描述和分析不同科学模式在社会文化中的作用。

  部分与会学者觉得，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提倡多元科学观，将中医等中国古代认知传统看作是科学的模式之一，对于中国民众恢复文化自信、恢复中国古代认知传统的名誉，是一种明智的修辞策略。为了充分挖掘诸如中医等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资源，保护某些暂时处于退化阶段的研究纲领，为新生的弱小的研究纲领提供创新空间，进一步消除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立和割裂，保护和发展文化多样性，应对近代西方科学乃至西方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异化问题，顺应西方科学文化研究的新潮流，将多元文化观进一步落实和发展为多元科学观很有必要。

  多元科学观意味着在对世界的认识上，不再把笛卡尔以来的主客截然两分的假定当做唯一可行的工作假设，不再把对自然的严控和准确预测当做真理的唯一标志，不再认为真理仅仅是一元的，不再认为科学的标准是一元的，而是将各种科学看作为人类生活中相互补充的重要工具。在人类生活的丰富性中，给各种科学传统予以合理的定位，也对新科学传统的创造保持开放。支持多元科学观的学者觉得，多元科学观将会导致一系列的表述和观点的相应调整，这将引发科学文化事业的进一步深入。

  部分与会学者觉得，使用较窄的科学定义更符合中文“科学”一词作为“science”翻译的原初含义，更能区别中国古代认知传统与西方近代认知传统的功能，更能凸显中国古代传统文明与以科学思想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以及当下正在全球化的工业文明的重要区别，在科学主义已经式微的今天，采用较宽的科学定义以求消解科学主义，这样一种历史使命已完成。他们同样支持多元科学观，但是主张必须限于西方科学传统内部的多元化，或者针对作为当下全球工业文明之核心的科学的多样化，比如博物学传统的复兴、女性主义科学、复杂性科学等等，而回溯以往追认中国古代文明之一部分为科学则无必要。有的学者更认为，历史地看，科学是多元的，但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一个”历史截面上，科学是一元的。如果把science的定义从宽，即用回它原来的意思，那就几乎等同于“知识”，这不利于深刻认识科学的真实面目。

  学者们一致强调：无论是不是承认多元科学观，都不能否认科学与其他文化领域的区别，不能否认不同科学（如中国古代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传统之间很重要的区别。不能默认科学一定正确、只有正面价值，不能认为科学之外的文化领域没有价值，以至于它们必须效仿科学。从根本上说，科学定义本身不过是一种修辞策略，并不具备本质主义的含义。不同的科学定义适用于不同的场合，服务于不同功能，对科学进行定义的最终目标和衡量标准，只能是人类生活的幸福。

  与会学者从科学文化和科学传播的方面出发，深感一年来“废除中医”、废除科普法中“反对伪科学”条款的签名等事件，虽然展示了公众民主参与科学事务的热情，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进步；但在喧闹争论的背后凸显的是公众对于科学文化理解的不足，反映出科学文化理念的传播严重缺席，尤其是科学主义的错误观念仍然是公众和许多媒体不加质疑的基本预设。

  现代还原论科学并非真理的化身，并非知识的全部，不能将现代还原论科学作为衡量人类文明的唯一标准。中医作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悠远长久，疗效明显，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过并且仍然在作出无法替代的重要贡献，中医作为医疗手段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容置疑。作为拥有系统理论和丰富经验基础的地方性知识，中医值得尊重，要进一步发展。中医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其现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身要改进发展之处，更不可以忽视现有科学主义对中医的歧视。中医问题是需要以理性、平和的态度深入探讨，不断探索。一切浮躁偏激的做法，对于中医发展乃至中国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与会学者觉得，真实的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伪科学现象，许多伪科学活动也确实对社会和科学发展起到危害作用，反对和伪科学是学术共同体不言自明的职责。但伪科学的认定应该由科学共同体以学术讨论的方式来完成，这种认定是相对的、历史的和可错的。从法律的角度看，公民有思想和，因此在法律上规定反对和伪科学，不仅难以操作，而且也有悖于法律保护公民权利的精神。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在保障公民从事科学传播、参与科学事务以及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知情权等相关权利方面，缺乏具体规定等等，亟须修订。

  传统文化自有其毋庸置疑的价值，否认其与现代西方科学传统的深刻区别，以此来为民间传统文化的价值辩护，这样的做法与坚持以近代实验科学的模式来否定中医一样，都是科学主义的表现。民间科学家的研究活动无论其科学性如何，只要不违反国家法令，都有合法的权利，都是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与会学者注意到，近些年经过各方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在学术层面上的研讨、在公众媒体上的论说等等），科学主义事实上已经从中国科学界和大众传媒上开始退潮，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和思想领域获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与会学者在会后欣喜地注意到，2007年2月27日，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公开发表的《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中，对于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社会责任等，作了全新的论述。

  该宣言认为，科学“要求随时准备否定那些看似天经地义实则囿于认识局限的断言，接受那些看似离经叛道实则蕴含科学内涵的观点，不承认有任何亘古不变的教条，认为科学有永无止境的前沿”。

  该宣言还强调指出：“鉴于当代科学技术的试验场所和应用对象牵涉到整个自然与社会系统，新发现和新技术的社会化结果又往往存在着不确定性，而且可能正在把人类和自然带入一个不可逆的发展过程”，同时，“鉴于现代科学技术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并且具有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特点，要求科学工作者更加自觉地规避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承担起对科学技术后果评估的责任，包括：对自己工作的一切可能后果进行检测验证和评估；一经发现弊端或危险，应改变甚至中断自己的工作；若无法独自做出抉择，应暂缓或中止相关研究，及时向社会报警”。

  该宣言最后呼吁：“避免把科学知识凌驾其他知识之上，避免科学知识的不恰当运用，避免科技资源的浪费和滥用。要求科学工作者应当从社会、伦理和法律的层面规范科学行为，并努力为公众全面、正确地理解科学作出贡献。”

  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官方文件，《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无疑反映了中国科学界高层的共识，因而应该被视为近年在国内科学文化领域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全国的“科学共同体”每年不仅操作着数千亿元的科研经费，还在大量涉及科学判断的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与体制外零散的“民科”们相比，这个群体占有极大的权重。打击学术不端行为的重点，应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与个人的不端行为相比，更应当注意的是不合理的政策和机制，如不合理的量化考核政策，科学资源分配机制，科学成果的评价机制等等。而这些不合理的政策与机制，很大程度是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受到破坏所致。行政管理部门不懂学术，不尊重学术发展的规律，希望搞学术，出台的某些政策在客观上不是鼓励学者潜心学术，而是变成鼓励造假，逼良为娼，是科学界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的重要根源。

  另一方面，都会存在的科学腐败现象，也提示我们一定要摆脱科学主义描绘的传统科学观。现代科学文化研究已经在解构精英主义的科学知识，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指出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是一个典型的话语权力角逐和科研资源争夺的过程。科学家们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也存在着利益分歧乃至冲突的利益群体，内部机制未必能充分保证解决相关问题。

  在科学共同体对于社会资源的利用，以及科学共同体关于社会决策的建议方面，既要充分尊重共同体的传统和自主性，但作为资源的提供者和相关利益方的社会各界，对于科学活动也有权质疑、监督、批评乃至在必要时进行干预。科学文化研究和科学传播应当为公众和决策层提供准确的信息，以及合适的分析手段，来应对和处理这些问题。

  目前，中国科学传播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在没有对传统科普作深入反思的基础上，在对相关概念没有经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论证的情况下，就急于实施全国性的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提出某些量化目标，其结果很有一定的概率会在空洞的口号下，忽略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形态和地方知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中国自身按照自己的本土特点发展的可能性抹煞了。这将导致新的迷信产生，即只要是权威提倡的就是最正确的、就是不容置疑的，这在本质上违背了科学精神。其最终的原因还在于自上而下的单向的传统科学普及观念。

  现代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精英知识，普通公众对科学知识的内容确实难以置喙，在引进和吸收现代西方科技和文化资源方面，传统科普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在如何利用和开发地方性知识和本土文化资源方面，传统科普贡献很少，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已使中国的地方性知识惨遭遗弃，因此亟须在科学观上发生深刻变革。

  民主时代的一个基本理念是，一切社会事业的合法性均应最终诉诸每一个自由的个体。仅仅诉诸纯粹理性、自然规律、宇宙公理，并不能为科学的合法性辩护，这是20世纪后启蒙反思的重要成果。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需要引进交往、商谈、主体间性的概念，而科学传播中“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原本就包含着“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民主精神，是和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对于自然科学的“数理传统”和“博物学传统”应当一视同仁，不应轻视后者。在西方科学传统与中国科学传统相遇时，应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在科学与其他文化相遇时，应反对“科学沙文主义”。